• Home
  • 古典学家克罗瓦与多兹的中国故事(组图)

古典学家克罗瓦与多兹的中国故事(组图)

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某一天,美国密歇根大学古希腊罗马史教授切斯特·斯塔尔问自己的研究生,1950年以来古代史领域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是什么?学生纷纷作答。教授自己的答案是,E. R.多兹的《希腊人与非理性》(E.R. Dodds,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,1959)和G.E.M.德·圣·克罗瓦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》(G.E.M. de Ste. Croixs,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,1972)。斯塔尔眼光如炬,时至今日,20世纪已经走完,这两本书依旧闪耀着光芒,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目。或许他不知道的是,这两位来自不列颠的大学者都与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不浅的缘分,有着各自的中国故事。

德·圣·克罗瓦于1910年出生在中国。严格来说,他出生在当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,然后在当时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香港受洗。他的父母也都出生在中国。据其母讲,她之所以能够怀上这位日后的大学者,全赖一位“年长的中国女教徒”(old Chinese bible woman)的虔诚祷告。我们不知道这位女教徒是谁,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向送子观音烧香,但如果真是由于她的祈祷,年逾四十的克罗瓦夫人才怀上了小克罗瓦,那么全世界的古典学家和古希腊罗马史家都应该感谢她。

为什么克罗瓦的父母会出生在中国呢?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在华传教士和在华官员的子女。并且,他的外祖父约翰·麦嘉温(John Macgowan,一译麦高温,另译作麦嘉湖温)还是传教士中的佼佼者。麦嘉温毕业于伦敦的英国长老教会神学院,加入伦敦宣教会,于1859年启程来华,1860年抵沪。1863年,他转往厦门教区,并在那里服务了很长时间。他语言天赋惊人,1862年便出版了《上海方言习语集》(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)。有研究者认为,“这是正式出版的最早的用西文写的上海话课本”。在厦门服务数年后,他又编写了《厦门方言口语手册》(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)。后来,他甚至还编写了《厦门方言英汉词典》(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)。此外,他还编写了《史》(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),《中国民间故事》(Chinese Folk-lore),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》(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),《中国生活掠影》(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),《基督徒还是孔教徒》(Christ or Confucius, which?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),《英格兰如何拯救中国》(How England Saved China)等书(其中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》、《中国生活掠影》、《基督徒还是孔教徒》已经有相应的中译本,但是中译名与笔者所译有些出入)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麦嘉温还是最早在中国公开反对缠足的人。刚刚搬到厦门不久,麦嘉温夫妇便听到隔壁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麦嘉温问妻子这是何故,她回答道,这是妇女在为自己的女儿缠足,因为所受之痛苦太大,所以才哭喊求告。此后,哭喊声断断续续,让人闻之揪心。最终,他的妻子,也就是克罗瓦的外婆,再也无法袖手旁观,她挨家挨户去劝说当地人放弃缠足的习惯。一开始自然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,但相关的工作仍旧慢慢展开。在1875年的某天早上,麦嘉温主持了一次教友聚会,并在聚会上成立了“天足协会”(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)。

“天足”这个名称,非常能体现麦嘉温的智慧,是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的“敬天”和基督教的逻辑相结合的产物。麦嘉温指出:(1)中国古代的圣贤早已指出人是天的子民,这一点无可置疑;(2)如果人是上天的子民,那么女人也是上天这一伟大力量的造物;(3)那么小女孩的脚在出生之时的样子便是上天的精巧设计;(4)因此,中国女人的缠足绝非上天的意旨,而是过去的历史所产生的畸形思想。因此之故,残酷的缠足习俗应该被废除。

1910年,麦嘉温返回英国,小克罗瓦也在同年出生。如果事情顺利发展,我们的小克罗瓦或许会成为他外祖父那样深谙中国文化的传教士,或者像他父亲那样,在中国海关中获得一席之地。但是,在1914年,克罗瓦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,他自己患上了痢疾。最终,儿子挺了过来,父亲却殒命上海。其后,克罗瓦夫人便带着小克罗瓦回到了英国。靠着自己不算高的收入,克罗瓦夫人将小克罗瓦送进了布里斯托的克里夫顿学院,让他接受传统的古典教育。

不过,在15岁那年,克罗瓦便由于经济上的压力离开了学校,开始了工作生涯,在1932年,他成为一名初级律师。克罗瓦的母亲由于家庭传统的缘故,对宗教有着近乎极端的虔诚,她相信哈米吉多顿之战即将到来,并曾带着年幼的儿子彻夜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,结果第二天早上只能怏怏不快地重新开始平凡的一天。在一些日常的小事上,如乘坐火车,克罗瓦夫人也要带着儿子跪地祷告。可以说,克罗瓦的成长环境非常的保守。但是,在他离开学校、走进社会后,特别是在30年代中后期,他的思想开始急剧的左转。1935年左右,他在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安排下,访问了苏联,并对苏联的统治大加赞赏,甚至一度和斯大林主义者结交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后,克罗瓦投笔从戎。在战争期间,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北非度过,有机会游历亚历山大里亚和锡兰尼的希腊罗马遗址。这样的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。一番深思熟虑之后,他决定放弃律师工作,进入大学校园重新学习,并立志成为一名学者。恰好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战后决定为每一位老兵提供大学教育,于是,克罗瓦便来到了伦敦大学学院(UCL),在著名古代史专家A. H. M. 琼斯门下受教。虽然克罗瓦的同窗中有不少也成为大家,他仍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本科毕业后不久,经过短暂的研究生学习,他便在伦敦政经找到了一份教职。

在克罗瓦的学术生涯中,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和琼斯。琼斯传授了他学术研究的方法,马克思则影响了克罗瓦的理论立场。在古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,使得克罗瓦在西方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研究领域中显得独树一帜。虽然其他学者,如芬利,也多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,但还没有其他什么人直接将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,但克罗瓦在1981年出版的《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:从古风时代到阿拉伯的征服》(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: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),不但旗帜鲜明地将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当作研究的对象,并且时间跨度之长,也是罕见的。

那么,克罗瓦的中国经历有没有对他的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呢?卡特里奇在评价克罗瓦的世系和童年时称,出生在伟大而陌生的帝国边缘的混合型社区的经历,可能对他最后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有所影响的。他还特别提到,克罗瓦有一位出版过《史》的外祖父。而卡特里奇没有提到的是,正是出于对这个极度传统的基督教传教士家族的反叛,克罗瓦才坚定地选择了无神论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,这对他的治学影响更大。因此,他的在华经历以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,使得克罗瓦成为克罗瓦。有意思的是,在他的时代,他的中国同行们所热衷的,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。

斯塔尔教授提到的另一位学者E. R.多兹的早年生活和中国八竿子打不着。他于1893年出生在北爱尔兰,父亲是古典系的研究生,生前任某文法学校的校长。但由于酗酒,多兹的父亲在他7岁那年便离世了。即便如此,多兹仍旧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教育,并成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。当时,教他翻译课的老师便是吉尔伯特·穆瑞。多兹在大三的时候,接触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这都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。由于他强烈的爱尔兰独立主义思想和偏左翼的政治立场,多兹在牛津的学习未能完满进行。离开牛津之后,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,并最终在伯明翰大学谋得了一份稳定的教职。1936年,吉尔伯特·穆瑞退休,他出人意料地推荐这位多年前的学生接自己的班,担任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教授。于是,多兹再次回到牛津。

也正是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教授的位子,使得他有机会来到中国。在牛津,他一方面继续扩展自己的研究,一方面结交新的朋友。多兹兴趣广泛,结交的朋友不仅限于古典学领域。E. R. 修斯(E. R. Hughes,中文名修中诚),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,便在他新结交的朋友之列。修斯毕业于牛津,1911年来华,在华传教多年,深谙中国语言和文化,1933年返英,出任牛津高级讲师。1941年,他再度回到战火中的中国,帮助加深中国与英国在文化和科学上的交流合作。正是他建议英国派出两位学者——一位人文学者,一位科学家——来华促进中英的文化和学术交流。修斯提议的科学家,是国内家喻户晓的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李约瑟(Joseph Needham),多兹则是他选择的人文学者。

选择李约瑟,原因很简单——他是出色的科学家,对中国科学史有浓厚的兴趣,并且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。为什么选择多兹呢?因为当时世界大战的环境中,谙熟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人文学者,都已经被派往各个岗位。在那些不熟悉中国的人文学者中,多兹已经算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了。他不但在修斯的讲座上学习了一些中国历史和哲学的相关知识,还试图学习中文——但最终未能成功,因为他发现声调难以掌握。这些条件,加之他和修斯的私人友谊,使得他成为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。

多兹和李约瑟先是乘船到达巴西;然后从巴西出发绕过好望角,继而到达印度的德班;最后他们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,翻过喜马拉雅山,来到昆明。抗战中,中国大学的硬件是非常差的,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感动了多兹。用他的话说,士气低下并不惊人,惊人的是,这些大学依旧存在,并且能够吸引新鲜的生源。特别是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,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些优秀的教授和学生,将他拥簇在中间,热切地同他讨论埃利奥特、文本批评、维也纳实证主义等话题,即便当时中国几乎与西方世界隔绝,师生仍不放弃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。同时,西南联大的教授也试图为牛津的教授提供特别的优待,将他安排在昆明一座现代化大饭店内,与美国空军同住。但多兹拒绝了,称自己航行15000英里,不是为了来和美国空军为邻的,坚持要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同住。在昆明期间,他不但发表“英国教育中的传统和实验”这样的公开演讲,还给小圈子的教授和研究生讲授“希腊的剧院”、“柏拉图的政治哲学”、“文本的传抄”这样更为专精的题目。这样的学术活动,使得西南联大成为他最喜欢的中国大学。很可能正是在西南联大期间,多兹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——陶育礼。

离开昆明之后,多兹来到了重庆。重庆虽然是当时的陪都,但重庆的经历却并没给他留下好的印象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面对太多的官样文章。其中,最大的官样文章就是陪最高统帅蒋介石吃饭。据多兹回忆,他自己就坐在蒋介石的身边,席上还有两三位政治要员,两三位教授,一对美国人。那两个美国人一个研究山羊,一个研究土豆,并且仿佛离了这两样他们就不会说话了。用多兹的话说,蒋介石看起来很不错,更像是个诗人,而不是独裁者。席间,蒋总裁告诉他,自己的愿望是结合基督教、孔教、道教、佛教、印度教、教等诸种宗教最好的特征,创制一个新的宗教,让全世界和平相处。多兹答道,这个想法固然美妙,但怎样才能让人们就哪些是“诸种宗教最好的特征”达成共识呢?蒋总裁含混的回答了几句,便不再跟他攀谈了。总体而言,这场晚宴是沉闷的,远不如同教友把酒言欢,或者在街边看舞龙舞狮,来得快活。

在重庆的时候,多兹还访问了中央政治学校,并做了“希腊、德国和英格兰的领袖教育”的演讲。通过这次访问,多兹加深了对政权的了解和厌恶,认为当时的与纳粹有诸多相同之处。此外,他还秘密拜访了周恩来,讨论了土地改革、开发矿产、充实军队等问题。之后,他离开了重庆,前往成都和乐山。当时的武汉大学在乐山,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,多兹的到来给武大师生带来了极大的兴奋。同时,爬峨眉山的经历也被多兹称为自己在中国最幸福的时光。在这过程中,他登山历险、夜宿寺庙,最终在山顶看到了漫天的佛光。他说,自己这辈子再没见过这样的画面。

离开乐山后,多兹取道贵州,来到桂林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,他在桂林很有可能会见了当时也在桂林的陈寅恪,并和陈寅恪有过一番探讨。但是,在他的回忆录中,我们并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。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,多兹和《历史研究》的作者阿诺德·汤因比以及剑桥大学希伯来语讲师S. A.库克联名向英国科学院(British Academy)推荐陈寅恪,使他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。另外,即便多兹没有和陈寅恪有直接的交流,但肯定通过修斯听闻过陈寅恪的大名。因为修斯确实是在1943年,也就是多兹在中国游历的那一年,来到陈寅恪的家中,讨论他去牛津工作的事宜。于是,在抗战的烽火中,中英两位大学者,就这么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离开贵州,多兹回到了昆明。短暂的停留后,他又飞越了喜马拉雅山,到达印度,再由印度飞往开罗。此时,他日后的牛津同事德·圣·克罗瓦正在中东北非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务。从开罗,他回到了牛津,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活。二战结束之后,他不断推陈出新,不但出版前面提到的《希腊人与非理性》,还出版了《焦虑时代的异教徒与基督徒》(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,1965),《古代的进步观》(The Ancient Concept of Progres,1973),并且笺注了柏拉图的《高尔吉亚篇》。但是,他的这些成果只是自己之前的研究的延续,与他在中国的经历并无关系。事实上,晚年的他时常怀疑,自己的中国之旅是否有任何意义。此前,自己的过往既无任何的中国背景,其后,由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,他所期待的未来也没有真正到来。因此,中国之旅之于他,仿佛真的只是一段插曲。不过,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,他也感觉到,中国有再度打开国门的迹象。确实,在他离世的前一年,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政策,向全世界敞开怀抱。

这两位古典学家的中国故事,几乎是世界全球化和中国近代化的缩影。最初的全球化,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和掠夺。麦嘉温就是在这个浪潮下来到的中国,并在中国繁育了自己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。当民族独立的浪潮将英帝国的势力削弱乃至推翻,他们的子民也就不约而同地回到了自己的母国,成为了从里到外纯正的英国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昔日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结为盟友——虽然实力仍有差距,但地位相对平等。其后,冷战的格局便将中国和西方隔绝开来,使得多兹不禁怀疑自己中国之行的意义。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中国再一次进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——这一次是主动选择的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Leave A Comment